这些机器十年前还不存在。那时挂号要挤窗口,天不亮就有人搬小凳排队。现在一台机器把排队压缩成几十秒,也把操作门槛塞给了每一个人。对年轻人来说,点几下屏幕不算什么。对七十岁的老人,那几行字像另一种语言。中年人夹在中间,一边是熟悉的操作逻辑,一边是父母陌生的表情。他得同时懂两套规则。
医院里还有更多设备在运转。检验科的报告从机器里打印出来,影像片子传到医生电脑上,药房用传送带送药。效率确实提高了,走廊里等结果的人少了很多。可每个环节都要求患者或家属完成一次操作:扫码、确认、签字。老人做不了,只能等子女。子女不在,就找志愿者。志愿者忙不过来,队伍就卡在机器前面。
那位中年人后来扶着父亲去拍片。登记窗口让他扫单子上的二维码,他扫了,页面跳出知情同意书。他逐条读给父亲听,老人听不太懂,只问有没有辐射。他解释了两句,点了同意。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,比过去窗口排队快得多。但他事后说,父亲从进医院到离开,没碰过一台机器,所有操作都是他代劳的。老人坐在候诊椅上,看着儿子跑来跑去。
技术把流程拆成很多小步骤,每一步都设计得简洁。设计者默认使用者熟悉智能手机。这个默认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。中年人成了临时的翻译,把屏幕上的字换成父母能听懂的句子,把他们的需求换成机器能识别的操作。这种翻译没有报酬,也不被记录,但每天在每家医院发生。科技跑得快,总有人要回头拉一把走得慢的。
那天下午看完病,中年人搀着父亲往外走。老人手里攥着打印的处方单,纸是热的。他问儿子,下次能不能还来这家医院。儿子说能,心里想的是下次还得请假。大厅里机器还在响,提示音一遍遍重复。他们从机器旁边走过去,没有停。
